主任黄程辉

黄程辉副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肿瘤科

个人简介

简介：临床医学博士，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公派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CU)梅西癌症中心，密西西比大学(UMC)癌症中心访问学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访问学者。湖南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临床工作17年，被评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2010~2011年度“十佳青年岗位能手”。2012.9~2013.2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进修肿瘤放射治疗学。近13年来一直从事恶性肿瘤多药耐药的形成机理及其逆转研究。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国家高校基本科研青年助推课题1项，入选中南大学“531”人才工程及湘雅三医院“125”人才工程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3项。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5篇，其中被SCI收录5篇，Medline收录8篇。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湖南省医药科技奖二等奖各2项。参编著作2部。

擅长疾病

结肠癌、直肠癌，淋巴瘤，乳腺癌的诊断与治疗。

TA的回答

问题：什么叫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是针对肿瘤细胞表面或内部特定分子靶点（如基因突变、蛋白受体、血管生成相关分子等）设计的精准干预手段，通过特异性结合靶点阻断肿瘤生长、增殖、转移等关键生物学行为，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其核心机制是基于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间分子特征的差异，实现“精准打击”而非整体杀伤。 一、靶向治疗的核心定义 靶点是决定治疗特异性的关键，需具备肿瘤细胞高表达或异常激活、正常细胞无表达或低表达的特点。例如，非小细胞肺癌中EGFR基因突变（外显子19缺失、L858R突变）是常见靶点，对应药物可特异性结合突变的EGFR蛋白，阻断下游信号传导。 二、常见靶点类型 1. 基因突变靶点：如KRAS突变（结直肠癌、肺癌）、BRAF V600E突变（黑色素瘤）、ALK融合基因（非小细胞肺癌），此类靶点通常通过基因检测（如NGS）明确。 2. 蛋白受体靶点：如HER2过表达（乳腺癌、胃癌）、PD-1/PD-L1（多种实体瘤及淋巴瘤，通过免疫检查点阻断发挥作用）。 3. 血管生成靶点：如VEGF/VEGFR（结直肠癌、肾癌等，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以“饿死”肿瘤）。 三、适用疾病范围 主要用于实体瘤（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胃癌等）及部分血液肿瘤（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根据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HER2阳性乳腺癌、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等患者优先推荐靶向治疗。 四、临床应用优势 1. 副作用可控：与化疗相比，靶向治疗3级以上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严重消化道反应）发生率降低约30%~50%，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2. 疗效针对性强：针对特定靶点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较化疗延长，如EGFR-TKI治疗EGFR突变肺癌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达10~15个月。 3. 联合治疗潜力：可与化疗、免疫治疗联用，如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PD-1抑制剂，协同增强抗肿瘤效果。 五、特殊人群注意事项 1. 儿童：12岁以下儿童需严格基因检测确认靶点且无替代方案时使用，优先选择已获批的低毒性药物，避免盲目用药。 2. 老年患者（≥65岁）：需评估肝肾功能，尤其合并慢性肾病者，调整用药剂量以避免药物蓄积，治疗期间监测血常规及肝酶指标。 3. 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绝对禁用，因缺乏孕期安全性数据，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新生儿不良反应，建议停药后6个月再备孕。 4. 合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用药前需控制血糖、血压稳定，避免药物影响代谢指标，如部分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升高血压，需密切监测。

问题：肺癌晚期会不会是疼死的

肺癌晚期患者并非因疼痛直接死亡，但未有效控制的疼痛会显著影响生活质量，间接增加死亡风险。肺癌晚期疼痛主要由肿瘤侵犯组织或器官引发，常见来源包括骨转移（占疼痛原因的30%~50%，如脊柱、肋骨转移导致骨骼破坏）、肿瘤侵犯胸膜或纵隔（引发胸腔积液、胸痛）、神经压迫（如纵隔淋巴结肿大压迫臂丛神经）及内脏器官受累（如肝转移导致肝区疼痛）。这些疼痛刺激可通过影响生理状态（如剧痛引发应激性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和心理状态（如焦虑、抑郁），间接加重病情进展。 疼痛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但严重疼痛可能通过多途径加剧死亡风险。长期剧痛会抑制食欲、降低活动能力，导致营养不良和恶病质，削弱机体免疫力；同时，疼痛引发的交感神经兴奋可能加重心肺负担，尤其对合并基础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可能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肺癌晚期死亡的主要直接原因是肿瘤广泛转移或多器官功能衰竭，如脑转移引发颅内高压、脊髓压迫导致瘫痪，或肝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如化疗后免疫力低下引发肺炎）等。 当前通过规范的疼痛管理可显著改善患者生存质量，降低疼痛相关死亡风险。疼痛评估采用数字分级量表（NRS）评分，结合三阶梯止痛原则：轻度疼痛选用非甾体抗炎药（如布洛芬），中度疼痛加用弱阿片类药物（如可待因），重度疼痛使用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同时配合放疗（骨转移灶局部放疗可止痛）、神经阻滞等非药物干预。药物选择需考虑患者年龄、肝肾功能及病史，老年患者因肾功能减退可能需调整阿片类药物剂量，避免蓄积毒性；合并肝衰竭者禁用经肝脏代谢的药物。 特殊人群需重视疼痛管理的个体化方案。老年患者（≥65岁）常合并慢性基础疾病，疼痛与基础疾病叠加（如高血压、糖尿病）可能增加用药风险，需优先选择对血压、血糖影响较小的药物（如塞来昔布），并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合并认知障碍的患者，疼痛表达能力受限，需通过行为观察（如躁动、皱眉）结合量表评估，避免因疼痛评估不足导致治疗延迟。长期卧床患者需警惕因疼痛引发的深静脉血栓、压疮，通过定期翻身、物理治疗（如气压治疗）降低并发症，间接延长生存期。 肺癌晚期死亡是肿瘤生物学行为（如增殖、转移、侵袭）与机体状态共同作用的结果，疼痛管理的核心是通过药物与非药物手段平衡疼痛刺激，而非阻止疼痛本身。临床实践中，90%以上的疼痛可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有效控制，疼痛相关的间接死亡风险可通过早期干预降低。患者及家属应主动参与疼痛评估，配合医护人员调整治疗方案，以改善生存质量为核心目标。

问题：精神因素在癌症发病的作用

精神因素（如慢性心理压力、负性情绪）是癌症发病的潜在影响因素，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间接影响癌变过程，长期精神应激可能增加癌症风险，但需结合具体类型及个体差异。 一、慢性心理压力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癌症发生 长期心理压力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导致皮质醇持续升高，抑制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等免疫细胞活性，削弱机体对异常细胞的免疫监视能力。临床研究显示，职业高压人群（如医护人员、教师）的肺癌、胃癌风险较普通人群高1.3~1.8倍（《柳叶刀·肿瘤学》2020）；动物实验表明，长期不可控压力模型下，大鼠乳腺癌、结肠癌发病率显著升高（McKinney et al.， 2015）。 二、负性情绪对癌症进展的影响 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通过影响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多巴胺）水平，降低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前瞻性队列研究跟踪10万例癌症患者发现，确诊前存在抑郁症状者的癌症复发率升高27%，5年生存率降低19%（《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9）。负性情绪还可能增加癌症患者的疼痛感知和生活质量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三、精神干预对癌症风险的调节作用 正念减压疗法（MBSR）等心理干预可降低皮质醇水平，增强γ-干扰素分泌，改善免疫微环境。Meta分析显示，每周≥3次正念训练的人群，癌症风险较对照组降低11%（《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2021）。认知行为疗法能减少癌症患者的焦虑症状，提高治疗依从性，间接影响预后。 四、特殊人群的风险差异 儿童癌症中，早期经历创伤事件（如家庭暴力、亲人离世）的群体风险可能增加2倍（《Pediatrics》2018），需排除遗传因素。女性对慢性压力更敏感，高焦虑女性的卵巢癌风险较对照组升高2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2020）。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史者，长期精神压力会加剧炎症因子风暴，促进肿瘤微环境形成（《Autoimmunity Reviews》2022）。 五、证据的局限性 多数研究为观察性，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如癌症导致抑郁）。样本中慢性压力的量化方法存在差异，缺乏统一评估标准。遗传背景、生活方式（吸烟、饮酒）等混杂因素未完全控制，需结合纵向研究验证。

问题：食管癌能治好吗

食管癌能否治好与多种因素相关，早期食管癌若及时发现通过手术等治疗有可能有较好预后，中晚期相对预后差但综合治疗可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其受肿瘤分期、病理类型、患者身体状况（包括年龄）、生活方式、病史等因素影响，早期有较大可能通过积极治疗获较好预后，中晚期预后相对差但规范综合治疗可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一、早期食管癌 治疗及预后：早期食管癌若能及时发现，通过手术等治疗有可能达到较好的预后。例如，对于黏膜内癌等早期病变，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等微创治疗手段可取得较好疗效，5年生存率较高。早期食管癌患者身体状况较好，肿瘤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层，没有发生淋巴结转移等情况，手术切除后复发风险相对较低。 年龄因素影响：年轻患者身体机能相对较好，对手术等治疗的耐受性可能相对较高，但年龄不是绝对因素，还需综合评估整体身体状况；老年患者可能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如心肺疾病等，手术风险相对较高，但也可通过多学科评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生活方式影响：早期发现往往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筛查意识有关，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等，有助于早期发现食管癌。 二、中晚期食管癌 治疗及预后：中晚期食管癌治疗相对复杂，5年生存率相对早期较低。通常采用综合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相结合的方式。但多数中晚期患者已失去手术根治机会，主要以减轻症状、延长生存时间为目的。肿瘤分期较晚，有淋巴结转移甚至远处转移时，治疗效果会受到明显影响。 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在治疗时需充分考虑其身体耐受性，放疗、化疗等治疗可能带来更多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等，需调整治疗方案剂量等以尽量平衡治疗效果与不良反应；年轻中晚期患者可能更能耐受激进的治疗方案，但也需关注长期治疗带来的远期不良反应。 生活方式影响：不良生活方式如长期吸烟、大量饮酒、喜食烫食等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中晚期食管癌患者若能在治疗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但已发生的肿瘤病变难以仅通过生活方式改变完全逆转病情。 病史影响：若患者有其他基础病史，如糖尿病、高血压等，会增加治疗难度和风险，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并控制基础疾病，以保障治疗的安全进行。 总体而言，食管癌能否治好不能一概而论，早期食管癌有较大可能通过积极治疗达到较好预后，中晚期食管癌则预后相对较差，但通过规范的综合治疗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问题：肝癌晚期用什么办法来治疗

肝癌晚期治疗以综合治疗为核心，通过多学科协作制定个体化方案，目标是延长生存期、缓解症状并改善生活质量，具体手段包括局部治疗、系统药物、支持治疗、特殊人群调整及多学科协作等。 局部治疗：针对无法手术切除的晚期肝癌，常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射频消融（RFA）、微波消融（MWA）及立体定向放疗（SBRT）。TACE通过阻断肿瘤血供并局部给药，适用于肝功能Child-Pugh A/B级患者；消融治疗适用于直径＜3cm的单个病灶或≤5个、直径＜3cm的病灶，可联合TACE提高疗效。 系统药物治疗：靶向药物如仑伐替尼、索拉非尼是一线选择，可延长中位生存期；免疫药物如阿替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等通过PD-1/PD-L1通路激活免疫应答。临床研究显示，仑伐替尼联合PD-1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可显著提高客观缓解率。药物选择需根据患者肝功能、基因检测结果及耐受性调整，常见不良反应包括高血压、蛋白尿（靶向药）、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如肺炎、结肠炎）。 支持治疗与并发症管理：①疼痛控制：以三阶梯止痛为主，轻度疼痛可选塞来昔布，中重度疼痛用吗啡类药物（如羟考酮缓释片）；②腹水处理：利尿剂（螺内酯+呋塞米）联合补充白蛋白，顽固性腹水可考虑腹腔穿刺引流或TIPS手术；③黄疸干预：熊去氧胆酸联合保肝药物（水飞蓟宾），严重黄疸需行人工肝或肝移植评估（部分中心适用）；④肝性脑病：限制蛋白质摄入，乳果糖口服降低血氨，口服抗生素（利福昔明）抑制肠道产氨菌。 特殊人群调整：老年患者（≥75岁）需降低药物剂量，优先选择姑息治疗；肝功能Child-Pugh C级患者以支持治疗为主，避免使用肝毒性药物；合并糖尿病者需严格监测血糖，调整靶向药物（如仑伐替尼）对血糖的影响；合并心功能不全者慎用利尿剂，避免加重水钠潴留。 多学科协作与姑息关怀：①MDT团队由肿瘤内科、外科、影像科等组成，动态评估肿瘤进展与患者耐受情况，及时调整方案；②营养支持：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必要时肠内营养制剂或静脉营养；③心理支持：通过心理咨询、家属沟通缓解焦虑抑郁，结合正念疗法改善生活质量；④姑息治疗目标：在控制肿瘤的同时减轻痛苦，提高患者及家属生存体验，需与患者充分沟通治疗预期，避免过度治疗。 注：以上治疗方案需严格遵循肿瘤科医生指导，具体药物名称及使用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切勿自行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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