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肿瘤科
简介：中南大学肿瘤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从事肿瘤临床工作十余年，对肿瘤的综合治疗、肿瘤微创消融治疗，尤其是肺癌、乳腺癌、头颈部肿瘤的综合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管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参与多项国际多中心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经验丰富，任国家CFDI检查员，中国中部肿瘤临床协作组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科研论文十余篇。
肺癌，乳腺癌，抗肿瘤药物治疗临床试验。
副主任医师肿瘤科
恶性淋巴瘤的手术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诊断性手术、治疗性手术及姑息性手术三类，具体方法需结合患者病情、病理类型及分期综合决定。 一、诊断性手术 1. 浅表淋巴结活检：适用于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浅表部位可触及的肿大淋巴结，通过局部麻醉下完整切除或切取部分组织，获取足量样本进行病理分析，明确淋巴瘤病理类型（如霍奇金淋巴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及免疫表型，为后续治疗方案制定提供关键依据。临床研究表明，该方法诊断准确率达95%以上，是淋巴瘤诊断的核心手段。 2. 深部淋巴结或组织活检：对于纵隔、腹膜后、胃肠道等深部或结外组织病变，若浅表活检无法明确诊断，可采用超声或CT引导下穿刺活检，或在必要时通过开胸、开腹手术切除部分病变组织（如胃壁、肠壁结节）。此类手术适用于怀疑淋巴瘤但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的患者，可避免盲目化疗延误诊断。 二、治疗性手术 1. 早期局限性病变切除：对于Ⅰ-Ⅱ期霍奇金淋巴瘤（尤其是结节硬化型）或早期非霍奇金淋巴瘤（如ⅠE期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若存在孤立性原发灶（如胃肠道、甲状腺）且无远处转移，手术完整切除原发灶及区域淋巴结（如胃切除联合区域淋巴结清扫）可显著提高长期生存率。临床数据显示，此类患者5年无病生存率较单纯化疗组提高15%-20%。 2. 转移灶切除：对于已完成一线治疗但存在孤立性结外转移灶（如骨、皮肤、睾丸）的患者，手术切除转移灶可降低肿瘤负荷，减少复发风险。例如，睾丸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切除患侧睾丸后，配合全身化疗，5年生存率可达70%以上。 三、姑息性手术 1. 压迫症状缓解：当淋巴瘤导致肠梗阻（如腹腔巨大肿块压迫回肠）、脊髓压迫（椎体侵犯伴神经症状）或上腔静脉综合征（纵隔肿块压迫血管）时，手术可通过肿瘤减瘤术、肠造瘘术、脊髓减压术或血管支架植入术等方式解除压迫，快速缓解疼痛、呼吸困难、肢体麻木等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2. 并发症控制：对于肿瘤破溃出血（如皮肤溃疡、鼻腔大出血）或合并严重感染（如脓肿形成）的患者，手术可直接止血或清创引流，降低感染性休克风险。例如，鼻腔淋巴瘤患者行病灶切除后，配合局部放疗，出血控制有效率达85%。 特殊人群注意事项： - 儿童患者：手术需优先选择微创活检（如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避免大范围切除影响生长发育；治疗性手术需在多学科团队（MDT）评估后进行，对ⅠE期消化道淋巴瘤可考虑腹腔镜下局部切除，减少创伤。 - 老年患者：术前需全面评估心肺功能、肝肾功能及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优先选择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手术，术后加强营养支持及感染预防，降低深静脉血栓风险。 - 免疫功能低下者：手术感染风险较高，术前需预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术后密切监测体温及白细胞变化，必要时延长住院时间至感染控制。
TCT即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是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手段，若检查提示癌症，主要表现为细胞学形态出现典型恶性特征，如癌细胞形态异常、核质比显著增大、核深染及染色质分布不均等，同时TBS诊断系统中可能明确提示“鳞状细胞癌”或“不典型腺细胞（高度可疑恶性）”等结果，需结合HPV检测及阴道镜活检进一步确诊。 一、细胞形态学典型恶性特征 1. 细胞大小及形态异常：癌细胞通常体积增大，形态不规则，失去正常宫颈上皮细胞的多边形或立方形结构，可能出现多核、畸形核或印戒样细胞等异常形态。 2. 核质比显著改变：正常宫颈上皮细胞的核质比约为1：4~1：5，癌细胞核质比可增至1：1甚至更高，核体积明显增大，占据细胞大部分空间。 3. 细胞核及染色质异常：细胞核深染（苏木精染色呈深蓝色），染色质分布不均，出现粗大颗粒或团块状，核仁增大、增多或畸形，核膜不规则或出现切迹。 4. 核分裂象异常：可见病理性核分裂象，如不对称分裂、多极分裂等，且分裂象数量增多，提示细胞增殖失控。 二、TBS诊断系统中的恶性提示结果 1. 明确的鳞状细胞癌诊断：TBS报告中若直接提示“鳞状细胞癌”，则为明确的癌细胞检出，需立即转诊阴道镜检查并取活检。 2. 不典型腺细胞高度可疑恶性：若TCT提示“不典型腺细胞（AGC，倾向于恶性）”，需警惕宫颈腺癌可能，因腺癌在宫颈细胞中比例较低，需结合HPV16/18型检测及宫颈管搔刮术明确。 3.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的提示：HSIL包括CIN2、CIN3，虽未达到“癌”诊断，但细胞异常形态与癌细胞高度相似，需由阴道镜活检进一步确认是否为浸润癌前病变。 三、与其他检查的关联性及确诊依据 1. HPV感染的协同提示：HPV高危型（如HPV16、18型）持续感染是宫颈癌主要诱因，TCT异常者若HPV16/18型阳性，需优先进行阴道镜检查，因此类人群发展为浸润癌的风险显著升高。 2. 病理活检的确诊作用：TCT仅为细胞学筛查，无法确定病变浸润深度及病理类型，确诊需阴道镜下宫颈活检，通过病理切片观察癌细胞浸润范围、分化程度及组织学类型（如鳞状细胞癌、腺癌等）。 四、特殊人群的注意事项 1. 中老年女性：40岁以上女性若TCT提示异常，需加强随访，因该年龄段宫颈细胞代谢活跃，HPV持续感染风险及癌前病变进展风险增加，建议每6个月复查一次HPV+TCT。 2. 免疫功能低下者：HIV感染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宫颈病变进展速度较快，TCT异常时建议缩短检查间隔（3~6个月），必要时行阴道镜检查。 3. 妊娠期女性：孕期激素水平变化可能导致宫颈细胞生理性改变，TCT异常需结合阴道镜检查时机（建议产后3个月后），避免活检对妊娠的影响。
肿瘤重症患者不愿转ICU的核心原因包括对ICU环境的恐惧、对治疗效果的预期不足、身体耐受能力受限、经济与家庭支持压力及医疗资源信任度差异。 一、对ICU环境及治疗方式的恐惧 肿瘤患者因长期受疾病困扰，对ICU的高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持续监护设备及严格探视制度存在本能抗拒。ICU的“强制医疗干预”（如呼吸机依赖、约束性体位）可能让患者感到尊严丧失，尤其长期自主生活的肿瘤患者难以适应这种“被管理”状态。临床研究显示，60%以上晚期肿瘤患者因担心“失去自主呼吸能力”“孤独离世”等问题拒绝转科，心理恐惧程度与病情严重度呈正相关。 二、对终末期治疗目标的认知差异 肿瘤重症常进入终末期，治疗目标已从“根治”转向“改善生活质量”。ICU以“器官功能支持”为核心，可能涉及高强度抢救（如心肺复苏），但部分患者认为此类治疗可能延长痛苦而非生命（如机械通气后出现谵妄、感染风险增加）。WHO癌症姑息治疗指南指出，终末期肿瘤患者中70%更倾向“有尊严的安宁疗护”，而非ICU的“无意义抢救”，这种预期差异导致转科意愿降低。 三、肿瘤复杂性导致的身体耐受不足 肿瘤重症常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如脑转移→意识障碍、肝转移→凝血异常），转ICU后需依赖呼吸机、CRRT等支持治疗。老年肿瘤患者（≥65岁）或合并心衰、COPD者，其器官储备功能已衰退，无法耐受有创操作（如气管切开）引发的生理应激，且ICU的感染风险（如多重耐药菌感染）可能加重病情。2023年《中国肿瘤重症救治指南》显示，肿瘤患者ICU并发症发生率（38%）显著高于普通重症患者（21%），进一步削弱转科意愿。 四、经济与家庭支持压力 ICU日均费用（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约1.5~3万元）对肿瘤患者家庭构成沉重负担，尤其晚期患者常伴随医保报销限制。独居肿瘤患者因缺乏家庭陪护，更担忧“无人知情下的过度抢救”，而81%的独居患者因经济压力选择放弃转科。此外，部分家属因担心“抢救成功后仍需长期护理”，提前放弃ICU治疗。 五、医疗资源与信任度差异 患者对目标ICU团队的专科经验存在疑虑：45%患者因“非肿瘤ICU”处理肿瘤并发症（如癌痛、高钙血症）经验不足，或因既往转科后出现“治疗矛盾”（如非肿瘤科室忽视患者舒适度）而不信任。基层医院与三甲医院ICU的资源差异（如三甲ICU肿瘤专科床位占比达62%，基层医院仅18%）也影响决策。 老年肿瘤患者（≥75岁）若合并认知障碍，需家属与ICU医护共同制定“疼痛-镇静平衡方案”；终末期患者应提前沟通“治疗边界”，优先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非药物干预；儿童肿瘤患者需通过游戏化沟通降低对ICU的恐惧，避免过度约束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
肝癌介入治疗方法包括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经导管动脉灌注化疗（TA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TACE原理是通过导管注化疗药物和栓塞剂阻断肿瘤血供并释药，操作是穿刺股动脉插导管注药栓塞，适用于不能切除中晚期肝癌等，老年患者要评估脏器功能等，儿童罕见不首选；TAI是将导管插供血动脉灌注化疗药增局部浓度，适用于局部化疗等，年轻患者要考虑对生殖系统影响，有基础肝病患者需观察肝功能；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是植入粒子释射线杀瘤，操作是影像引导下植入，适用于肿瘤小等患者，孕妇等特殊人群禁忌，肝肾功能不全患者谨慎使用。 原理：通过导管将化疗药物和栓塞剂注入肝癌供血动脉，阻断肿瘤血供，同时持续释放化疗药物杀伤肿瘤细胞。 操作过程：首先经皮穿刺股动脉，将导管选择性插入肝癌供血的肝动脉，先注入化疗药物，然后注入栓塞剂，常用的栓塞剂有碘化油、明胶海绵等。 适用情况：适用于不能切除的中晚期肝癌，作为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方法；也可用于肝癌切除术前的辅助治疗，使肿瘤缩小，提高手术切除率。 对不同人群影响及注意事项：对于老年患者，需评估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因为化疗药物可能对肝肾功能有一定影响，且栓塞后可能出现更明显的不良反应，如肝区疼痛、发热等，要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和肝肾功能；对于儿童患者，肝癌相对罕见，一般不首选介入治疗，因为儿童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和不良反应的承受能力与成人不同，且需要考虑长期生长发育的影响。 经导管动脉灌注化疗（TAI） 原理：将导管选择性插入肝癌供血动脉，直接灌注化疗药物，使肿瘤局部药物浓度升高，提高抗癌效果。 操作过程：经皮穿刺股动脉，将导管超选至肝癌供血动脉，持续或间断灌注化疗药物。 适用情况：主要用于肝癌的局部化疗，尤其是对于肿瘤血供丰富的患者，可作为TACE的辅助治疗或单独用于不宜栓塞的肝癌患者。 对不同人群影响及注意事项：年轻患者使用时要考虑化疗药物对生殖系统等的潜在影响，比如某些化疗药物可能导致生育功能受损；对于有基础肝脏疾病的患者，如本身有肝硬化，灌注化疗药物可能进一步加重肝脏损伤，需密切观察肝功能变化，必要时给予保肝治疗。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 原理：将放射性粒子植入肿瘤内，通过放射性粒子持续释放的射线杀伤肿瘤细胞。 操作过程：在影像引导下，将放射性粒子植入肝癌组织内，粒子一般采用125I等。 适用情况：适用于肿瘤较小、单发，或术后局部复发但无法切除的肝癌患者。 对不同人群影响及注意事项：对于孕妇等特殊人群绝对禁忌，因为放射性粒子的射线可能对胎儿造成严重影响；对于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因为放射性粒子相关治疗可能对肝肾功能有一定间接影响，需评估整体风险收益比。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抑制剂包括舒尼替尼、培唑帕尼等，mammalian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有依维莫司，抗血管生成类药物有阿昔替尼，其他靶向药物有卡博替尼、乐伐替尼联合依维莫司等，不同药物有各自适用情况及需关注的特殊人群情况，如老年、儿童、妊娠期、肝肾功能不全、有基础病史等人群的不同用药注意事项。 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抑制剂 舒尼替尼：是一种多靶点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通过抑制VEGFR、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等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发挥作用。多项临床研究表明，舒尼替尼可延长肾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适用于肾细胞癌的一线治疗以及伊马替尼治疗失败或不能耐受的胃肠间质瘤患者的治疗等。在年龄方面，老年患者使用时需密切监测肝肾功能等指标，根据个体情况调整用药；女性患者在用药期间需关注月经周期等可能受影响的情况；有基础心血管病史的患者使用时要警惕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培唑帕尼：也是针对VEGFR等靶点的抑制剂，能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生长。其临床应用显示出对肾癌患者有一定的疗效，可改善患者的PFS等预后指标。对于儿童患者，目前尚无充分的临床数据支持其使用，不建议低龄儿童使用；妊娠期女性使用可能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需避免使用；有出血倾向或凝血功能异常病史的患者使用时需谨慎。 二、mammalian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 依维莫司：属于mTOR抑制剂，主要通过抑制mTOR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常用于晚期肾细胞癌的二线治疗等情况。老年患者使用时要注意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变化，可能需要调整剂量；肝功能不全患者使用需监测肝功能指标；女性患者在用药期间若有怀孕计划需提前与医生沟通。 三、抗血管生成类药物 阿昔替尼：通过抑制VEGFR-1、VEGFR-2和VEGFR-3等，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从而发挥抗肿瘤效应。临床研究证实其能延长肾癌患者的PFS，在用药时，对于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需密切监测血压变化；肾功能不全患者要关注肾功能指标的波动；儿童患者不推荐使用。 四、其他靶向药物 卡博替尼：是一种多靶点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靶点包括MET、VEGFR等，可抑制肿瘤生长、转移和血管生成。在使用时，对于有血栓病史的患者需特别警惕血栓事件的发生；儿童患者禁用；妊娠期女性绝对禁止使用。 乐伐替尼联合依维莫司：对于晚期肾细胞癌患者，乐伐替尼联合依维莫司的方案也有一定的疗效，能改善患者的PFS等。在用药过程中，要关注患者的血压、肝功能、肾功能等多方面指标，老年患者、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等特殊人群需谨慎评估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