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简介：
乳腺癌的诊治，乳腺癌的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及靶向治疗。
副主任医师
肝ca并肝内转移的治疗有手术治疗（一般状况好且转移灶局限可切除者有机会）、局部治疗（射频消融适用于较小转移灶，TACE可作姑息治疗）、全身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预后受肿瘤特征（转移灶数量、大小、部位等）、患者一般状况（年龄、体力状况等）、治疗反应影响，患者经综合治疗有一定机会，预后个体差异大需专业医生制定个性化方案并密切随访，特殊人群如老年、儿童需特殊评估处理。 一、治疗方法 1.手术治疗：若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肝脏转移灶局限且可切除，部分患者有手术机会。例如，对于孤立的肝内转移灶，在原发灶可切除的情况下，联合切除原发灶和转移灶可能改善预后，但需综合评估患者心肺功能等情况。 2.局部治疗 射频消融：通过射频能量使肿瘤组织凝固坏死，适用于较小的肝内转移灶，尤其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多项研究表明，射频消融对于直径≤3cm的肝内转移灶有一定疗效，能控制肿瘤生长，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经导管将化疗药物和栓塞剂注入肝动脉，阻断肿瘤血供，使肿瘤坏死。对于肝内转移灶，TACE可作为一种姑息治疗手段，能缓解症状，控制肿瘤进展。 3.全身治疗 化疗：根据肿瘤的病理类型选择合适的化疗方案，如对于部分腺癌可能使用氟尿嘧啶类联合铂类等化疗药物。化疗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但会带来一定的毒副作用，如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等，需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调整方案。 靶向治疗：针对肿瘤细胞特定的靶点进行治疗，例如针对肝癌的靶向药物索拉非尼等，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延长患者生存期。但靶向治疗也有相应的不良反应，如手足皮肤反应等，需要密切监测。 免疫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肝癌治疗中取得进展，如PD-1/PD-L1抑制剂等，通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为肝ca并肝内转移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但也可能出现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如免疫性肺炎、肝炎等。 二、预后情况 1.影响预后的因素 肿瘤特征：转移灶的数量、大小、部位等都会影响预后。一般来说，转移灶数量少、体积小、局限在肝内某一区域的患者相对预后较好。 患者一般状况：年龄较小、体力状况较好（ECOG评分低）的患者往往能更好地耐受治疗，预后相对更优。例如，年轻患者身体对治疗的耐受性可能比老年患者更好，能够接受更积极的治疗手段。 治疗反应：对治疗反应良好的患者，如经过治疗后肿瘤缩小、病情稳定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好。而治疗后肿瘤进展迅速的患者预后较差。 肝ca并肝内转移的患者经过综合治疗仍有一定的治疗机会，预后情况因个体差异较大，需要由专业的肿瘤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密切随访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对于特殊人群，如老年患者需更谨慎评估治疗的耐受性，儿童一般不采用针对肝ca并肝内转移的常规成人治疗方案，需根据儿童的特殊生理特点进行个体化评估和处理。
癌症术后切缘阴性指手术切除肿瘤组织标本切缘经病理检查无癌细胞，其重要性在于降低局部复发风险、为后续治疗提供参考，影响因素有肿瘤生物学特性和患者个体差异，特殊人群如老年、儿童癌症患者在切缘阴性判断及围手术期、术后处理等方面有其特殊情况。 其重要性及相关意义 降低局部复发风险：切缘阴性相对切缘阳性而言，局部肿瘤复发的可能性会降低。因为如果切缘有癌细胞残留，那么肿瘤细胞有可能在切缘部位再次生长繁殖，导致局部肿瘤复发。例如在乳腺癌手术中，如果乳腺肿瘤切除后的切缘病理检查显示阴性，那么相比切缘阳性的情况，患者术后乳腺局部肿瘤复发的几率要低很多。 为后续治疗提供参考：切缘阴性是制定后续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如果切缘阴性，有时候可能后续的辅助治疗强度会相对低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需要结合肿瘤的病理类型、分期等多方面因素。比如对于一些分期较晚的癌症，即使切缘阴性，可能也需要进行辅助化疗、放疗等进一步杀灭可能存在的微小转移病灶；而对于一些早期癌症，切缘阴性且肿瘤分期很早，可能后续主要是密切随访观察。 影响切缘阴性判断的因素及相关注意事项 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某些侵袭性强、易浸润周围组织的肿瘤，即使手术看起来切除了肿瘤，也可能存在切缘残留癌细胞的风险。比如一些高度恶性的软组织肉瘤，其细胞具有较强的浸润性生长特点，这就需要在手术中尽可能扩大切除范围来争取切缘阴性。对于不同生物学特性的肿瘤，手术切除的范围要求等会有所不同，医生会根据肿瘤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合适的手术切缘距离等。 患者个体差异：患者的身体状况、肿瘤的位置等个体因素也会影响切缘阴性的判断。例如肿瘤位于一些解剖结构复杂、手术操作难度大的部位，像脑部的某些肿瘤，手术中完整切除肿瘤并保证切缘阴性就更具挑战性。对于这类患者，手术医生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操作技术来尽量实现切缘阴性。同时，患者自身的基础疾病等情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手术的实施和切缘阴性的判断，比如患者合并有严重心肺疾病等，手术范围的选择可能会受到限制，这也可能对切缘阴性的实现产生影响。 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老年癌症患者，由于其身体机能相对较弱，手术耐受性可能较差，但在判断切缘阴性时，同样需要严谨的病理检查来明确。在围手术期需要更加注重对患者心肺等重要脏器功能的维护，以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以及术后的恢复，同时在术后的随访等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其特殊的身体状况调整随访的频率和检查项目等，密切关注是否有局部复发等情况出现。而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切缘阴性的判断同样重要，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手术不仅要考虑肿瘤的切除和切缘阴性，还要考虑手术对儿童未来生长发育、器官功能等多方面的影响，术后的随访和后续治疗也需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特殊生理特点，比如在选择辅助治疗手段时要更加谨慎，优先考虑对儿童生长发育影响较小的治疗方式等。
癌胚抗原（CEA）可辅助食道癌病情判断等但特异性不高；鳞状细胞癌抗原（SCC）对食道鳞状细胞癌有特异性，可用于辅助诊断等；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可作为食道癌病情监测指标；糖类抗原19-9（CA19-9）可辅助食道癌诊断等，不同年龄性别食道癌患者肿瘤标志物意义相似，高危人群应关注，确诊患者需综合多因素解读肿瘤标志物结果。 一、癌胚抗原（CEA） 相关情况：CEA是一种广谱肿瘤标志物，在食道癌患者血清中CEA水平可升高。但其特异性不高，一些良性疾病如结肠炎、胰腺炎、肝硬化等也可能导致CEA轻度升高。在食道癌的诊断中，CEA主要用于辅助判断病情、监测治疗效果和复发情况。例如，有研究发现，食道癌患者术前CEA水平升高者，术后复发风险相对较高，且术后监测CEA水平的变化对早期发现复发有一定帮助。 二、鳞状细胞癌抗原（SCC） 相关情况：SCC对食道鳞状细胞癌有一定的特异性。正常情况下血清中SCC含量极微。食道鳞状细胞癌患者血清中SCC水平会明显升高，其升高程度与肿瘤的分期相关，分期越晚，SCC水平往往越高。它可用于食道鳞状细胞癌的辅助诊断、疗效监测及预后判断。比如，在食道癌的临床诊治中，动态检测SCC水平有助于评估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若治疗后SCC水平下降，提示治疗可能有效；若治疗后SCC水平持续不降或再次升高，需警惕肿瘤复发或转移。 三、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 相关情况：CYFRA21-1是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有重要价值，在食道癌中也有一定的应用。食道癌患者血清中CYFRA21-1水平可升高，尤其是在晚期食道癌患者中更为明显。它可作为食道癌病情监测的指标之一，当患者接受治疗后，CYFRA21-1水平下降往往提示治疗有效，若水平不降或升高则可能预示病情进展或复发。 四、糖类抗原19-9（CA19-9） 相关情况：CA19-9在消化道肿瘤中较为常见，食道癌患者血清中CA19-9水平也可能升高。不过，CA19-9的升高还可见于其他消化道疾病，如胰腺癌、胆管癌等。在食道癌的诊断中，CA19-9可辅助判断病情，与其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例如，联合检测CEA、SCC、CYFRA21-1和CA19-9等指标，对于食道癌的早期诊断、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不同年龄、性别的食道癌患者，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基本是相似的，但在监测和判断时需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个体差异。对于有食道癌家族史、长期吸烟饮酒等高危生活方式的人群，更应关注肿瘤标志物的变化情况，以便早期发现食道癌。而对于已确诊的食道癌患者，在进行肿瘤标志物监测时，要综合多方面因素来解读结果，不能仅依靠单一标志物来诊断或判断病情，还需结合影像学检查（如CT、胃镜等）等综合评估。
国产化疗药与进口化疗药在成分与纯度、疗效与安全性、价格与可及性方面存在差异。国产化疗药成分提取工艺、纯度与进口药有别，成本低，疗效安全性经临床验证但不同厂家有差异，特殊人群需更密切监测；进口化疗药纯度高、疗效可能更具针对性但价格高、可及性受限，儿童用药研究相对国产药不充分。国产化疗药价格低、供应足，进口化疗药价格贵、可及性受国际贸易等因素影响。 进口化疗药：进口化疗药往往在成分纯度把控上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其药物成分的纯度通常较高，这使得药物在进入人体后能更精准地发挥作用，减少因杂质带来的额外风险。不过进口药因为涉及到关税、运输等多种成本因素，价格相对国产药会高一些。 疗效与安全性方面 国产化疗药：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国产化疗药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已经能够达到与进口药相当的疗效。例如在某些常见癌症的化疗方案中，国产的氟尿嘧啶等化疗药，经过多年的临床应用验证，对于相应癌症的抑制肿瘤生长、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有着确切的效果。在安全性上，国产化疗药也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符合相关药品安全标准，能够在保障患者基本治疗效果的同时，将不良反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不同厂家生产的国产化疗药在安全性细节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这与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水平相关。对于特殊人群，如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国产化疗药时需要更加密切监测肝肾功能指标，因为其药物代谢和排泄可能受到一定影响，需要根据患者具体的肝肾功能状态调整用药方案的可能性需要充分评估。 进口化疗药：进口化疗药由于其研发投入较大，在药物的靶向性等方面可能有一定优势，能够更精准地作用于肿瘤细胞等病变部位，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使疗效更具针对性。在安全性方面，进口化疗药通常有较长时间的全球临床使用数据积累，其不良反应的类型和发生率等情况相对更为明确。但进口化疗药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其价格较高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而且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儿童患者，进口化疗药的儿童用药研究相对可能没有国产药那么充分，需要谨慎评估其在儿童群体中的适用性和安全性风险。 价格与可及性方面 国产化疗药：国产化疗药价格相对较低，这使得更多患者能够承受得起化疗治疗。在可及性上，国产化疗药在国内的生产企业众多，市场供应相对充足，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癌症等疾病患者的化疗用药需求。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或者一些基层医疗单位来说，国产化疗药是主要的用药选择，能够保障基本的化疗治疗得以开展。 进口化疗药：进口化疗药价格昂贵，这会限制一些患者的使用。虽然进口化疗药在某些高端治疗或者特定病情的精准治疗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很多普通患者来说，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无法选择进口化疗药。在可及性上，进口化疗药的供应可能相对国产药会受到一些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基层医疗单位，进口化疗药的获取可能相对困难。
肝癌栓塞介入手术有重要必要性，适用于不可切除肝癌、肝癌术前及术后复发情况，与放疗、靶向及免疫治疗联合有优势，能缓解患者症状、保留肝功能，对特殊人群如老年、合并基础疾病患者可行，但儿童需谨慎权衡。 一、适用肝癌类型及阶段 1.不可切除肝癌：对于无法通过手术完整切除的肝癌患者，栓塞介入手术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例如，部分肝癌体积较大，侵犯重要血管或位于肝脏关键部位，手术切除风险极高，此时栓塞介入可通过阻断肿瘤供血来控制肿瘤生长。研究表明，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能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2.肝癌术前准备：一些较大的肝癌在手术切除前，可通过栓塞介入手术使肿瘤缩小，从而增加手术切除的机会。同时，还能减少手术中肿瘤播散的风险。 3.肝癌术后复发：肝癌患者术后存在较高的复发风险，对于复发的单个或少数转移病灶，栓塞介入手术可作为局部治疗的选择，延缓肿瘤进展。 二、与其他治疗方式的联合优势 1.联合放疗：栓塞介入手术阻断肿瘤血供后，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可能提高。放疗可进一步杀伤肿瘤细胞，两者联合应用能取得比单一治疗更好的肿瘤控制效果。有研究显示，TACE联合放疗可显著提高肝癌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 2.联合靶向及免疫治疗：在栓塞介入手术阻断肿瘤血供后，肿瘤微环境发生改变，此时联合靶向药物或免疫治疗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靶向药物可针对肿瘤细胞特定的分子靶点发挥作用，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多种治疗手段联合可从不同层面打击肿瘤，提高治疗效果。 三、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1.缓解症状：肝癌患者常存在肝区疼痛、腹胀、黄疸等症状，栓塞介入手术可有效控制肿瘤生长，从而缓解这些症状。例如，阻断肿瘤血供后，肿瘤坏死引起的疼痛等症状会减轻，黄疸等症状也可能因肿瘤负荷降低而改善，使患者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2.保留肝功能：相较于部分根治性手术可能大范围切除肝脏组织，栓塞介入手术是局部治疗，对患者肝功能的影响相对较小，能更好地保留患者的肝脏功能，维持其正常的生理代谢等功能，使患者能更好地耐受后续治疗及维持日常生活。 特殊人群方面，对于老年肝癌患者，若身体状况较差不能耐受传统大手术，栓塞介入手术相对创伤较小，更具可行性。对于合并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的患者，通过栓塞介入手术控制肿瘤后，可减少因肿瘤进展对全身各脏器功能的进一步影响，在控制基础疾病的同时也能较好地控制肝癌病情。但对于儿童肝癌患者，由于儿童肝癌的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等与成人有差异，且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栓塞介入手术的应用需更加谨慎，需充分评估手术风险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一般优先考虑更适合儿童的治疗方式，但对于特定情况的儿童肝癌患者，也会根据病情权衡栓塞介入手术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