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解决“剩男剩女”问题

这种媒人是民间性质的，属私媒。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剩男”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民政部门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某些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

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剩男”找老婆，给“剩女”找老公，指定某女嫁某男、某男娶某女，实是一种分配婚姻，纯是“拉女配”。《晋书·武帝纪》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孩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

官媒在先秦时代就存在，一直到清代都设有“官媒”。当时有大量“剩男”被发配到新疆，为了边疆的稳定，后继有人，曾设了不少官媒，方便给大量的光棍男找老婆。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妻女、灾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一“剩男”，让他们一起生活，繁衍后代。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剩男”们争着送“聘金”。如果不主动送，官媒甚至直接向“剩男”索红包。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玩私奔，官媒常在晚上“查墙子”。

所谓 “墙子”，就是小巷子、旮旯等方便男女私会的地方。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的翻墙私会现象，往往会被官媒赶走。

寡妇再婚也是一个手段

唐代不反对女性“夫丧守志”亦提倡“夺而嫁之”。提倡寡妇再婚，也是古代解决单身男子配偶的一个手段。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当某种非正常婚姻行为被更多人接受后，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婚俗。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等并不被认为有悖于常规伦理。

汉代严格限制富人娶妾：“庶人一夫一妇”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类男女性别比例是保持一定的，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有“剩男”或“剩女”。但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人都知道，过去不像现代这样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漫长时间内，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多妾制，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屡见不鲜。

这样便人为地造成了男多女少，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人。由于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不少朝代对男子娶小老婆都加以严格限制，即便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能娶多少个小老婆都是有规定的，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多娶。

蔡邕所著的《独断》中，记述过汉代的纳妾规定：“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贡献，才可以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代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到了元代，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小老婆。

即使符合纳妾条件的，也不是什么时候想纳就什么时候纳的。如在明朝，朱元璋规定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中一般就是纳妾一次，除非无后才可再纳。

周代办“仲春会”鼓励交友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早期，男女交往是相当自由的。先秦时期做得好，政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

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为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为单身男女的婚配也想尽了法子，这对解决“剩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